在各地开展有关“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关键时期，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先后承接了部分省市金融“十四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工作。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十四五”金融发展面临的外部变量较多，并由于叠加了我国金融业特殊的发展阶段，导致各地金融“十四五”规划编制面临许多新的难点。
01
“十四五”金融中心集聚效应和创新能力将进一步加强
总体判断，“十四五”时期，我国金融业将呈现出总量稳健扩张、存量加快调整的特点，区域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将进一步加强，功能性、特色型区域金融中心将加快发展。
从国际比较看，我国金融体量已位居世界前列，并有望继续稳健增长。
2018年末，我国广义货币(M2)达到了182.67万亿元，保险资产规模约为17万亿元，股票市场已达50多万亿元的市值，均位居世界前列。
尽管在股权和债券渗透率、跨境投资、金融市场结构等方面与美、英国等发达国家差距明显，但可以预见，“十四五”时期，除非发生较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我国金融存量仍处于稳健增长状态。
提高国际金融话语权、优化金融供给结构、提高金融运行质量、防范金融风险等仍是“十四五”期间我国金融发展主旋律。各地金融业发展空间和潜力仍存，客观上具备进一步集聚金融机构、整合金融资源、提升金融能级的外部条件。
来源：林采宜，《2018中国在全球的经贸地位和话语权》（主要指标时间截止到2018年底）
从国内发展看，强监管降杠杆仍是主要趋势，谨慎稳健是各地金融发展主旋律。
2017年以来，我国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放在三大攻坚战之首，去杠杆则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性举措。在严监管、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影子银行、资产管理业和金融控股公司等非银金融机构监管不断加强。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从2015年的8.4%下降到2018年的7.7%。
一方面，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间接融资能力不断增强，对实体经济信贷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直接融资仍被给予厚望，继续承担着优化融资结构的历史重任。
来源：国家统计局，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整理
来源：中央人民银行，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
从区域比较看，三大城市群金融功能定位各有侧重，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尚处于探索初期。
长三角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仍旧是我国“十四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头戏。在金融领域，三个城市群的金融发展定位各有侧重。
其中，京津冀一体化明确提出推进金融市场一体化工作，并支持天津打造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支持雄安新区承接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总部及分支机构，推广应用先进金融科技。
粤港澳大湾区提出建设国际金融枢纽，形成香港、广州、深圳、澳门、珠海等若干金融节点，扩大大湾区内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和范围。
长三角一体化提出“一极三区一高地”的战略定位，加快在区域协调发展、协同创新、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公共服务、对外开放、统一市场等重点领域的对接力度。
可见，粤港澳大湾区在金融功能定位方面最为清晰，明确提出了“国际金融枢纽”的战略目标，并为区域内各节点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京津冀地区的金融格局也相对清晰，基本形成北京、雄安和天津为核心的金融布局。
相比较而言，长三角一体化中金融总体布局尚不明确，但上海金融市场丰富、金融体系健全，是当之无愧的金融高地，到2020年将会建成全球资产管理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国际保险中心、全球人民币资产定价和结算中心、金融风险管理与压力测试中心等“六个中心”。长三角区域其他城市如何形成各具特色的金融功能定位，是“十四五”时期长三角金融一体化发展需要破题的关键。
从城市发展看，金融特色布局加快，我国将初步形成特色鲜明层次丰富的金融城市梯队。
“十四五”时期，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快，一批有潜力的城市将加快金融布局，开始形成一批有特色的金融次中心城市。比如，青岛、武汉、珠海、合肥等城市在明确自身金融定位基础上，将加快推进金融业特色发展，带动区域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此外，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和区域一体化的深入推进，金融业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方面仍将发挥基础性、引导性作用，“十四五”时期有望产生一批新的金融明星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经验，可为各地谋划金融“十四五”提供借鉴参考。
图3 我国主要城市近年金融业发展水平对比 来源：各城市统计局，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
在各地谋划金融“十四五”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认为，需要着重处理好监管与效率、开放与特色、创新与防控、国际与国内、产业与民生、风险与发展六个方面的关系。
当前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已基本形成“一委一行两会+地方监管”的总体架构。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地方监管在部门独立性、监管权限、执法权限、专业能力等方面还比较薄弱，地方金融事权界面还不清晰，金融监管的工具和手段不够丰富，监管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同时，地方金融管理部门除履行金融监管职能外，尚需承担促进当地金融产业发展、服务区域实体经济、优化区域金融环境等工作。如何在落实监管职能和提高区域金融效率之间寻求平衡，要在顶层规划方面给予充分考虑。
金融开放是区域金融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理论上，金融市场的开放将导致金融要素在区域内加快流动，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扩大金融产业总体规模。但金融开放也导致区域金融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增强，加速本地金融要素流失。这就需要妥善解决好金融开放和金融特色发展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跳出本地思维，从区域协同发展的角度，确定自身在区域中的金融特色功能定位。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有生命力的特征，也是金融持续发展的必然现象。监管调整、技术融合、需求变化等均会推动区域金融创新。随着我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特别是数字金融时代的加速到来，金融业本身的“新旧动能转换”亦是必然趋势。
一方面，地方金融发展需要积极推进金融创新，提升金融发展活力；另一方面，也要防控好金融创新的风险。这就需要加强对金融新模式、新技术、新需求的深入研究，深刻把握区域金融创新特点和方向。
主要是指有条件的区域如何推动金融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相互结合。我国的金融绝对体量较大。但总体来看我国金融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还是偏低。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仍将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对外发展的一个基本战略。
地方金融业的双向开放,一方面要在业务层面考虑如何推动区域跨境人民币业务，结合本地和外地需求提升金融服务便利化；另一方面,需要思考如何发挥金融业的资源配置作用，将“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在更广更深的范围内进行跨区域配置整合。
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除着力引导区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外，还要为服务民生留出足够的金融政策空间。地方政府可以从增加金融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灵活性角度，提高地方金融发展质量。特别是要深刻考虑地方居民消费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主动引导金融资源匹配需求升级，同时也要抑制消费盲目发展，助长金融投机。
我们建议将区域金融风险管理工作视为区域金融“十四五”规划重点工作予以考虑。尽管目前金融体系内的风险整体可控，但金融风险处理整治工作预计将持续整个“十四五”时期。地方金融应着力防范两类金融风险：
一是传导性风险，即区域产业变动诱发的金融风险，在各地产业退出或调整的过程中应考虑到其资金来源和相关金融机构。
二是“反身性”风险，考虑到“十四五”时期整体经济社会仍处于深度改革调整期，金融体系自身的调整会诱发对实体经济的风险传导，需要在资金融通方面提前做出预判，时刻准备对冲区域金融风险对区域发展带来的扰动。
对于区域金融中心城市或次中心城市，除思考上述六大关系外，在谋划“十四五”金融中心建设方面，建议重点把握好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金融中心建设与GDP增长存在时滞，需要保持战略定力。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经济总量地位和金融中心地位并不是同时形成的，存在一定的先后关系。一般是经济总量达到一定水平的若干年后，金融中心的定位才得以确定。
如在1910年代，美国的经济体规模用GDP来衡量相当于英国的两倍，但在那个时候美元还并不是国际化货币，纽约也并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
直到二战之后，美元成为国际化流通货币且美国综合国力和规模远超英国，美国才成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
从经济中心发展到金融中心，不仅需要经济体量的支撑，更需要在金融治理和金融制度方面进行突破。从这个层面讲，上海要建成国际公认的金融中心城市，即便是中国经济体量已经到了足够规模，也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才有可能逐步确立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我们建议其他区域性金融中心或次中心城市，在不断壮大城市经济规模的同时，也要保持对金融业发展的战略定力，在金融治理、金融制度、金融资源配置等方面持续推进。
第二，以数字金融为突破口，着力提升金融创新发展能力。
华略智库金融研究院近期承担了数字经济和金融科技有关的专项规划，并进行了大量的深度研究和实地走访。我们提出了“数字金融是未来金融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主方向”这一判断。
我们认为数字金融是以数字技术和数据手段来实现金融功能的新业态、新模式。随着“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向数字化方向转型，传统的经济产业范式将加快向数字经济产业范式发展，客观上需要数字金融新业态与之匹配。
数字金融是“产业数字化”中“金融数字化”的具体体现，各地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动区域金融向数字金融转型：
一是推动发展数字化的金融服务。促进传统的金融服务向移动化、智能化的金融服务转变。特别是在数字货币、普惠金融、智能金融等领域，预计在“十四五”时期迎来一轮加速发展。
二是推动发展数字化的金融要素市场。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推出新型金融交易产品和工具，提高金融市场要素配置效率。
三是促进发展数字化的金融机构。参考众安保险、微众银行的模式，发起成立数字金融机构。
四是加快探索数字化的产融结合。特别是依托新型的数字产业范式，推动数字金融服务与数字产业深度融合。在各地金融“十四五”规划编制中，建议将数字金融作为区域金融业发展的主方向，引导促进有关要素资源向数字金融领域配置。
第三，着力提升地方金融监管能力，主动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
区域金融中心往往是金融资源高度密集的地区，同时也是地方金融风险高度集聚的地区，这就对地方金融监管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系建设目前尚处于起步期，随着我国自上而下金融监管框架的日益完善，“十四五”时期地方金融监管也将逐步完成机构建制从不完整到逐步完整、监管体系从不完善到完善、监管力量从薄弱到增强、监管队伍从相对不专业到相对专业的转变。我们建议地方金融监管在监管的有效性、灵活性和创新性方面着力增强：一是积极探索发展监管科技，利用“一行两会”监管技术，推动实现数据互通和监管协同；结合各地金融业发展阶段和需要，在部分金融创新领域探索监管科技，切实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二是探索“沙盒监管”，推动在某些领域、某些区域打造监管政策集成度高、监管环境相对宽松、监管方式相对灵活的“监管高地”。三是在条件合适的区域，尝试与地方“一行两会”监管部门建立更为紧密的监管合作关系，打造金融监管创新示范区，主动创造对金融创新更为优质的营商环境。第四，积极探索新时代社会主义金融新理论，从实践中突破现有金融范式。从历史上看，一个金融中心的诞生、特别是国际级金融中心的诞生，无不伴随着金融理论的突破和创新。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未来10年，将是世界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10年，也是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加速演变的10年，更是全球治理体系深刻重塑的10年。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理应应时而动、应势而变，建立符合我国时代需求和人民需要的新金融理论体系，在现有西方金融体系基础上实现超越。
分享到：
收藏
